乌衣镇历史之《乌衣文韵》第一篇【乌衣史略(上)】
《乌衣小考》
——黄玉才
【概述】2005年7月，滁州市委三届六次全会通过《关于实施东向发展战略加快奋力崛起的决定》，融入长三角、接轨南京都是全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识。随即，南谯工业开发区、南谯政务新区相继南迁，与浦口区接壤、已淡出人们视线数十年的乌衣古镇，再次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。
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，挖掘整理千年古镇文史资料被摆上议事日程。2013年4月，由时任区政协主要领导牵头，专门成立乌衣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办公室，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，一方面从方志典籍中寻找蛛丝马迹，一方面深入是滴查访知情人和实物资料。期间曾冒着酷暑驱车前往浦口、全椒、明光、来安等县市区方志和档案部门，与专家学者座谈讨论，多方查找相关线索，并专程赴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检阅古籍旧藏，历时两年，最终形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《乌衣文韵》一书。虽历辛与苦，身心有可慰。
【乌衣史略】
一、乌衣缘起
《丹阳记》曰：乌衣之起，吴时乌衣营处所也。江左初立，琅琊诸王所居。
也就是说，乌衣乃因三国东吴时期驻扎乌衣营而得名（营中军士皆着黑色制服）。这里降到，“乌衣营”并非吴国的军队，先江左而江右，从司马伷到司马睿，是“琅琊诸王”围攻和进驻吴国都城的驻营。史载，西晋武帝咸宁五年（279年）十一月，镇东大将军、琅琊王司马伷率军自涂中出兵攻吴，次年二月吴王孙皓遣使送玺请降。所以说，乌衣营当为司马氏嫡系部队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《丹阳记》，是清王谟辑《汉唐地里书钞》（中华书局1961年9月1版）中的剪辑本。
《丹阳记》这句话有没有权威性？
回答是肯定的。《丹阳记》为南朝山谦之编纂的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部方志，其实，所在辖区隶属丹阳郡，故名《丹阳记》。后来学着对书中内容特别是这句话作了较多引用。例如，南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中之上卷（四部丛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）、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四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）、宋周应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十六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）、清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二十史部十（民国师石山房丛书本）等，上述重要古籍皆引述了《丹阳记》中的这句话。
同理，因乌衣营遂有秦淮河畔的乌衣巷。东晋时期，乌衣巷先后住过两户显赫人家，一时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，一是孝武帝时期的宰相谢安。“二相”的共同特点是，位高权重、家族势力庞大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《乌衣巷》一诗，既道出了“王谢”两家的“不同寻常”，同事也对后世关于“乌衣”一词的认知度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例如清代乾隆时期的著名书画家、收藏家高凤翰为其外甥王民中举题寄的贺联：
桂香秋荐，锦字龙蟠标赤帜；
杏苑春辉，宫花燕贺入乌衣。
不在难看，“乌衣”在旧社会只是分子眼中已然成为“显贵”的代名词。
二、乌衣老街形成的年代
设置乌衣营，并不代表乌衣集镇（老街）的形成。乌衣老街最早形成于南宋。
罗畅于康熙41年撰写《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》（光绪《滁州志》），文中首段即考证乌衣至少形成于南宋德祐末年（1276年）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二百八十六《南宋名占贤小集》载南宋诗人潘柽《自滁阳回至乌衣镇》一首。史载，潘柽曾随使臣出使金国，陆游《剑南诗稿》有《送潘德久使蓟门》（德久是史潘柽的字），潘柽的这首诗，应是写于出使归来的途中。
明滁州籍兵部尚书胡松《重建通济桥记》云：“滁于宋元前固僻左安闲之壤也。国朝两都并建，斯要以冲。”罗畅一文介绍，乌衣老街在明万历初年尚有“古乌衣巷”的木牌坊，这一点与明代文学家屠隆《灌木园记》“移家滁之乌衣镇，即古所称乌衣巷”吻合。文徵明《乌衣镇望滁州诸山》、王阳明《滁阳别诸友》、陆光祖《一宿庵记》均写于明正德、嘉靖、万历年间，可以做出印证。
综上所述，乌衣古镇当在南宋时期已具雏形；在明万历以前，街巷已具规模。
三、“滁阳首镇”出处
县级《滁州市志》（方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）第81页介绍乌衣“宋德祐二年，即有滁阳首镇之称”。
滁州地处滁河之北，历史上人们习惯称滁州为“滁阳”。如，南宋诗人潘柽诗《自滁阳回至乌衣镇》、明代王阳明诗《滁阳别诸友》、明知州戴瑞卿所修地方志名之为《滁阳志》；明清两朝，在滁南门外迎恩桥西设立驿站，名“滁阳驿”。作为滁州辖下的乌衣镇，与南京隔江相望，滁河为苏皖交界，其地理位置、水陆运输、经济总量为滁州辖镇之冠。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《乌衣同善堂碑》亦有“念乌衣为滁阳首镇”之语（《滁州文物志》1987年内部版）。
那么，宋代有没有“镇”的建制？
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：“唐初，兵之戌边者，大曰军，小曰守捉，曰城，曰镇……”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：“民聚不成县而有税客者，则为镇，或以官监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唐代仅在边关地区设镇，宋代才把镇作为仅次于县的一个行政单位，置巡检司，设巡检（从九品）、巡吏各一名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，要数宋景德四年命名的景德镇。
但是具体到“德祐二年”似不科学，因为德祐二年正月，元军主帅伯颜已帅军进驻皋亭山（杭州东北），宋王朝奉表称降。此后，宋全太后、皇帝赵显被掳往北方，元军分兵向广西、福建推进。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特殊年代，称乌衣为“首镇”，于宋于元皆不合适。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，“滁阳首镇”当界定于南宋。
四、乌衣浮桥的形制
笔者少时多次前往乌衣浮桥。起初是由于好奇一探究竟，后来对岸入驻一户油坊，往返成为生活必需。当时所见到的浮桥，是三条木船用木制的跳板串联，跳板只容得下一个人行走，倘若对面来人，只能在船舱避让；一条粗大的绳索贯穿两岸，将一排船只固定。
那么，乌衣浮桥最初的形制是什么样子？
乌衣浮桥始建于清康熙乙亥年（1695），最早关于浮桥的描述是清康熙四十一年《乌衣浮桥街道文楼碑文》：“但桥之立，距今甫八年，坚木坏，铁絙断，舟衣袽，石毁泐……”意思是说，才八年的时间，浮桥就出现木头损坏、铁索断开的现象，只能用破衣破布堵塞船漏，两岸用来固定浮桥的石头也毁坏开裂。这里出现关于浮桥的一组关键词：坚木、铁索、船只、石头。康熙年间的乌衣浮桥营造成本较为昂贵，索是铁索，船与船相联的是成排的质地坚硬的木材，否则不会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参加募资的佳话（详见本书人物篇《朱朴仙》一节）。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绳索取代了铁索，跳板取代了排木，清嘉庆十九年《重修浮桥碑记》便有“桥船损烂，板跳伤残”的记载。易拆易合是为了方便清流河通航。清陈作霖《游滁记》（《续修四库全书·集部·可园文存》卷九）记述了作者光绪壬寅年受邀江宁水西门登舟，“宿乌衣镇，挑灯共话，拥被不眠，……将抵滁城，胶沙舟滞，乃登岸缓行，步入卫署”。作者返程仍是水路，“水顺风逆，过乌衣镇不泊，乘月夜行，天水一色，波动摇金……”字里行间显而易见，滁宁之间水路通航，乌衣浮桥因需拆合。浮桥变得简易，演变成当代人看到的模样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