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鸡最早出现于亚洲。达尔文认为家鸡最早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得到驯化，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佐证是：第一是中国的古代典籍记载“鸡来自西方”;第二是在印度发现的一处公元前1600多年的遗址中有大量鸡骨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更早的与鸡有关的考古证据。但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关于人和鸡如何发生密切联系的故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，突破性的发现恰是来自中国。

上世纪中期，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在云南南部发现了野生红原鸡，它们与村寨中放养的鸡与原鸡并没有严格的界限。山林中没有配偶的公原鸡经常进入村寨，与家鸡在一起生活，晚上甚至就留在村民家里了，这些原鸡与家养鸡的后代有时也会复归山林。当地人把野生的原鸡和家养的鸡都叫做“茶花鸡”,二者叫声、外形几乎没有区别。这种现象在云南和东南亚地区非常普遍，这也许就是鸡最初进入人类生活时的原始状态。郑作新先生据此推测，野生红原鸡最早被驯化的地区就是中国西南边陲至东南亚北部一带，这一过程很可能从现代人类涉足这一地区不久即已发生，以至于现代红原鸡异常适应人类居住地附近的生境，并依然和人类饲养的家鸡保持着密切的来往。

原鸡（茶花鸡）

达尔文引用中国古籍之说，实际上是对“鸡出蜀地”的误会。上古之时，蜀地相对于中原尚属化外的“西边”，又是东南亚、南亚文明与东亚文明往来的关键节点，出自热带的红原鸡很有可能经由四川盆地传至中原地区。考古和考据的发现在得到了现代遗传学的证实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科学家对中国的地方鸡种、国外鸡种和几种原鸡的遗传关系进行了研究。结果显示，中国包括“茶花鸡”在内的传统地方鸡种与云南的原鸡亲缘最近，与西方传入的肉鸡、蛋鸡等亲缘关系较远。这反映了中国的家鸡不仅驯化得比印度早，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立品系。

人类驯化鸡最初的动因都不是为了食用。原鸡在野外不像鸭和雁会集成大群而成为优先的狩猎对象。原鸡美丽、胆大、机灵，敢于接近人类村寨和农田觅食，而且雄鸡有鸣叫报晓的天性，这些容易让古人将其与某种天象联系起来。在西方，最早饲养鸡的地方是宗教场所，包括埃及、希腊、罗马的神庙和中世纪时期欧洲的修道院。杀鸡祭祀和斗鸡表演是很多民族在重要节日和祭祀场合必备的节目。古代西方人也十分赞赏公鸡的勇武，古罗马时代的军团士兵将公鸡形象刻在盾牌上，以寄托对胜利的期望，法国至今依然被称为“高卢雄鸡”。

高卢雄鸡

中国鸡文化源远流长，内涵丰富多彩。在甘肃天水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文化中，已经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家鸡，我国甲骨文中有“鸡”字，说明我国远在3000多年前就认识鸡，养鸡在我国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，有文字可查的历史至少也有3000多年，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之一。

汉陶鸡

在中国古文明中，鸡也带有神圣的色彩，在与龙齐名的图腾凤凰身上，我们很容易发现鸡的影子。在中国的二十八宿中，昴日星官的本尊就是大公鸡。在一度被当作糟粕扬弃的民间方术中，红公鸡和鸡血有辟邪的功效。自唐宋以来，书画中还有“五德锦羽鸡”之说。鸡的所谓“五德”,可以归纳为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。头戴冠者，文也;足搏距者，武也;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;见食相呼者，仁也;守夜不失时者，信也。这是对鸡的外貌、内在最精炼的概括。

斗鸡图

鸡能赖之在野外成功生存又能融进人类生活离不开“勇”与“仁”的品质。与很多雉类相似，鸡有很紧密的社群关系。鸡的家庭是一雄多雌制，雄鸡是家长，有护卫妻妾子女的义务。这不仅体现在要与侵入领地的其他公鸡打斗，有时候还要与前来捕食的天敌打斗。热带森林险象环生，如果领队的雄鸡不够机智勇猛，那家族的生存都会有问题。与很多自私的雄性雉类不同，公鸡是全程参与照顾后代的，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个别公鸡还能顶替出了意外的配偶进行孵化和育雏，这在雉类中是不多见的现象。领头的公鸡对群体成员照顾非常到位，发现食物后会反复啄起放下，咕咕低吟，一如母鸡呼唤小鸡，招呼同伴前来用餐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仁”。这种分享的精神，只有在很少的鸟兽身上可以见到，发挥到极致就是我们人类的“舍己为人”,鸡的这项品质在传统中国儒家道德体系中是备受推崇的。

不惧危险的勇气和对地点的执着使得鸡相对其他鸟类容易驯服，而“速成”性状使得它在饲养条件下可以快速生长和繁殖。对同伴的“仁”使得鸡有可能被成群的饲养。久而久之，虽然最初由于“文”、“武”和“勇”被出于宗教或者娱乐的目的驯养，鸡最终因其“信”、“仁”和速成而成为了一种被广泛饲养的家禽，为人源源不断地提供肉和蛋。